三、結論
乾隆時期，八旗漢軍出旗所引發的漢軍身份變化是清廷調整社會內部矛盾和對各集團利益重新分配的必然結果。當然，它與清廷對待漢軍的一貫態度也是直接相關的。清朝統治者雖然宣稱“滿漢一家”，但內心深處仍然帶有難以逾越的民族觀念。同時，漢軍的出旗無論對漢軍、滿洲還是清代社會的發展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首先，八旗漢軍的出旗是一種在盛世籠罩下的潛在危機的暴露，清王朝在入關之初對八旗采取的“恩養”做法，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禍根。王朝中期以后，限于維護國家穩定的需要以及少數民族政權特有的民族思想，清廷對八旗生計問題始終拿不出一個既能治標也能治本的解決辦法。乾隆中葉的漢軍出旗雖然在短時間內緩解了這一矛盾，使得出旗為民的漢軍較早獲得了養贍自身的謀生本領，并對改善八旗制度內外的漢軍旗人生存狀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也有助于維護滿洲正身旗人的利益和保持八旗制度的正常延續。此外，漢軍出旗也使得八旗內部的分利群體縮小，造就了一個利益目標更為一致、凝聚力更強的核心統治階層，從而維持了康乾盛世的延續�？偟目磥�，徹底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辦法只能是從根本上顛覆八旗制度，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八旗制度在當時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是清政權穩定的基礎。在此情形下，乾隆帝只有因地制宜，將八旗內部族屬差異較大，也最容易安置的漢軍派遣出旗為民。當然，乾隆帝的出旗政策是由其所處時代的特殊性和本民族的利益關系所決定的，也是其一貫施政指導思想的必然產物。乾隆帝的為政風格是“仰承皇考詒謀遠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間或法久弊生，隨時酌量調劑則可。若欲輕議更張，不獨勢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在此執政原則的指導下，八旗生計問題愈演愈烈。拖延之下，到道光時期，八旗問題已積重難返。國家統治的軍事基礎在大廈將傾前率先崩塌，清王朝的滅亡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八旗漢軍是清代游離于旗人與民人之間的尷尬利益群體。這種尷尬主要來源于有清一代，作為征服者的滿洲與中原漢民族間持續存在的矛盾與沖突。一方面，漢軍具有滿洲貴族統治中國所不具有的特殊優勢，他們可以起到滿人難以達到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八旗人滿為患，解決旗人生計的現實問題又迫使清廷必須采取確保滿洲既得利益和根本地位的應變策略。在這種兩難情況下，八旗漢軍因為“其初本系漢人”的特殊身份被朝廷首先拋棄。這一特點在八旗漢軍出旗標準的選定以及出旗后遺留兵額的分配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其中，與清廷關系較密切的京畿禁旅八旗采用自愿原則，出旗人員較少，而且出旗后補償優厚，甚至出現了在京出旗后到地方加入駐防的奇怪現象。而駐防八旗則基本采用命令手段強迫出旗，善后事宜的安排也遠不及京旗的妥善嚴謹。
乾隆朝以八旗漢軍為中心的出旗政策實質是清初形成的勢力集團間利益的再分配，也是清廷面對八旗體制內部積壓近百年的各種矛盾的一次嘗試性解決。八旗漢軍作為清代統治集團內部實力最弱，與滿洲統治集團關系最為疏遠，也是最有可能順利完成出旗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受到了削弱，但同時也孕育了變革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