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滅佛：
事件經過在南北朝時，北周的開國皇帝孝閔帝宇文覺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誠地信佛，佛教在其境內長盛不衰。公元561年，明帝宇文毓駕崩，宇文邕繼位為北周武帝（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他是一位勵精圖治、負有遠見的皇帝，平時身著布袍，夜寢布被，無金寶飾物。他性格果決，能斷大事，有統一天下的雄心。
面對興盛的佛教，他認為：人民信佛，供養出家人會不專心於生產;出家人沒有財產，不從事物質生產不用交稅，影響國家財政收入。于是，北周式帝宣布廢佛，令僧尼還俗，并允許辯論。這次滅法只毀像破塔燒經，令僧尼還俗，不殺僧人。共還俗僧人300萬人，退寺院4萬座，這是歷史上的第二次滅法。結果不用說也考慮到了。僧尼還俗給社會增加了勞動力和軍隊士兵來源。廢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國家手中，同時從精神上也打破了人們對于佛寺萬能的幻覺。這次滅佛在全國大一統、走向封建制度巔峰的前夕。
唐武宗滅佛
隋唐佛教勢力的急劇膨脹，擴大了僧侶階層與世俗地主在經濟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會上反佛意識的高漲。
韓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繼續和發展。他的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論為此后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依據;他提出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成了宋代理學的先驅。但在當時，韓愈因為《諫迎佛骨表》，受到流放處分。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敗，朋黨斗爭，國勢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到唐武宗，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他在廢佛教書中說：“洎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云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梁、齊，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
①他認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②，要求切實貫徹。
會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并沒收其財產“充入兩稅搖役”。
①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還俗。會昌五年，滅佛運動達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勘檢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財產之數。四月，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全面滅佛措施，八月，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還俗僧尼260500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若蘭4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
②同時“勒大秦穆護、襖8千余人還俗”。
佛教對經濟的破壞：
盡管禪林經濟與前述的大寺院經濟均屬封建地主經濟，但前者始終以獨立的自我經營為主，在經濟上極少甚或不依附國家的資助或官僚的布施，加上遠離城邑鬧市，所以表現在教派學風上，往往是游離于當前嚴酷的政治斗爭之外，同當權者保持一種疏散的，有時是不合作的態度。這種超然的境界，對于失意落魄，或一時需要心理平衡的士大夫，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早在大歷唐德宗即位之初（780），都官員外郎彭偃就提出過限制僧道經濟特權的建議，認為年未滿50的出家男女，應“就役輸課”，與百姓同，結果未行。繼之，全國推行兩稅法，據地出租，隨戶雜徭，當然也會推及寺院，但由于寺院僧尼不在戶籍，只限于納稅，依然享受免役特權。這也是晚唐禪寺繼續擴大的重要原因。這種情況，直到宋代規定一切寺院必須繳納助役錢和免丁錢，才有重大的變化。
周世宗柴榮滅佛：
五代末，后周世宗，生性不喜佛教，即位未幾即下令破除佛教，禁止私自出家，廢除無敕額之寺院三萬余所，收購佛像鑄錢，佛經章疏大半散佚。
唐佛教之鼎盛至五代時已趨于零落，五代五十余年間，戰亂紛起，大小各宗，皆湮沒無聞，獨禪宗隱居深山，不受戰亂影響，弘傳較盛。
周世宗滅佛影響：《1》減少了隱匿人口的情況，保持了國家稅源的穩定;《2》禁止私自出家，迫使大量僧人還俗，增加了勞動力，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3》收購佛像鑄錢，減少了銅鐵資源的浪費，增加了銅鐵的產量;《4》銅鐵產量的增加，有利于鑄造更多的貨幣，增加貨幣的流通量，緩解了唐末五代銅錢緊缺
佛教自魏晉興盛以來，引發了社會問題，在王朝統治后期以及在亂世中，佛教弊端重重，因此部分封建統治者采取措施滅佛。他們的措施促進了社會的發展，鞏固了封建統治，但他們自己的命運都很悲慘：都離奇死亡或者病死。周世宗柴榮英年早逝，統一全國的步伐交給了大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