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當小學生
根據載澤的《考察政治日記》和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我們可以繪制出一張五大臣出洋的路線圖。
載澤團的路線是：中國上海—日本—美國（舊金山）—美國（紐約）—英國—法國—回英國—比利時—回法國—經蘇伊士運河、吉布提、科倫坡、新加坡、西貢、中國香港—中國上海。
戴鴻慈、端方團的路線是：中國上海—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典—挪威—回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俄國—荷蘭—瑞士—意大利—經埃及賽得港、亞丁、錫蘭（斯里蘭卡）、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上海。
這15個國家中，丹麥、挪威、瑞典、荷蘭、瑞士五國都是在考察團出發后，聽說了此事，臨時邀請考察團來訪的。中國考察團所到國家，一律都是最高規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見，在美國，見到了總統羅斯福，在英國，去白金漢宮見英國國王，在法國，總統設宴招待……所到15國，全部是國家元首接見。
對于各國的接待，載澤有一個總結：“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歡迎殊盛，英為少簡，比（利時）為最優。”
日本人確實接待得最為認真。除了天皇接見，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維新的元老伊藤博文還前來拜會了中國考察團，他們之前有過一場長談。在載澤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這場談話，在這里，中國人像是小學生，伊藤博文如同誨人不倦的老師。
載澤問：我國考察各國政治，銳意圖強，應該以什么為綱領呢？
伊藤博文答：貴國欲變法自強，必以立憲為先務。
載澤問：我國立憲，應該師法哪一國家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國憲政有兩種，有君主立憲國，有民主立憲國。貴國數千年來為君主之國，主權在君而不在民，實與日本相同，似宜參用日本政體。
載澤還問：君主立憲與專制有何區別？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區別就是立憲國的法律必須經過議會議決，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專制國的法律，君主一個人說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國人民都得遵行，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法律的約束。
他們還談到人民的言論自由、立憲國君主與政府的權力等。這場談話，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語作答，由中國考察團中的隨員柏銳口譯。
在此前34年，也就是1871年，日本右大臣巖倉具視率日本的政府使節團赴歐洲十二國考察政治制度，時任工部大輔的伊藤博文年僅30歲，是副使之一。當年他們的考察極其認真辛苦：每到一地，白天奔波在鐵臭煤氣之間，天快亮才回，來不及換衣服，下一個宴會的時間已經到了。當時日本人是恭恭敬敬地當小學生，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三十年風水輪轉，現在輪到他們當老師了。
同樣地，到了英國，英國人也是誨人不倦。在中國考察團到達之前，中國駐英大臣汪大燮向國內報告說，英國人擔心這次中國考察團會走馬觀花，考察是為掩人耳目，并無真意。為消除他們的擔心，汪大燮專門聘請英國名家埃喜來（被載澤稱為“政法學教員”）為考察團講解英國憲法。他講三權分立與君主權限、上議院與下議院、政府組織、選舉制度、地方自治、稅收與財政預算等等，頭天講解，隔天實地參觀，從國會到內務部、地方自治部、財政部、教育部、農業部等一個一個地看。載澤在他的日記中以煌煌1萬5千余字的篇幅對這些內容做了詳細記錄，今天讀來，可說是中國人對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實的介紹之一。
回國后，戴鴻慈曾有過這樣一番議論：美國是民主之國，但美國的民主選舉，也伴隨著弊端。而說到自由，大家都說自由就是不受壓制為所欲為，而我看來，歐美的人民，也要相待以信，相接以禮，守法律，顧公德，每時每刻都是有約束的。這才是自由的真相——應該說，戴鴻慈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觀察，已經相當深入了。
此次，西方人給中國人一直是紅地毯待遇。載澤回國后的一番話道出真諦：造成如此狀況，一在國勢太弱，二在政體特殊，“故謂專制，謂為半開化而不以同等之國相待”。也就是說，西方人作為強者，在弱者、尤其是“半開化”的國家面前，更容易寬宏慷慨。載澤感受到的仍是一種“輕侮”。他更加急迫地希望中國實行憲政：惟有“改行憲政，則鄙我者，轉而敬我，將變其侵略之政策，為平和之邦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