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劣的條件使得女紅軍的性別意識淡化。她們最頭痛的是來例假。當時在敵人的尾追下部隊不停地趕路，盡管腹部絞痛、兩腿發抖，但捂著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
資料圖片：部分女紅軍于1949年在北京合影。
資料圖：部分長征女杰合影，左起：陳琮英、蔡暢、夏明、劉英。
2月14日，北京。漫天紛揚的小雪帶來漫漫的哀思。被譽為“長征英雄，海南女杰”的長征女紅軍謝飛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謝飛是海南文昌人，是參加中央紅軍萬里長征的30名女紅軍之一，謝飛的逝去，讓人回顧起萬里長征路上女紅軍戰士的英勇歷史與慷慨壯歌。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時間的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是一個刻度，一個瞬間。但對那些慷慨奔赴萬里長征的女紅軍戰士來講，卻是一次次生與死的考驗。當時有2000多位女紅軍參加了長征（除從江西瑞金出發的中央紅軍的30位女紅軍外，陸續加入長征征程的其他方面軍女戰士共2000多人）。她們與男紅軍一樣浴血奮戰、艱苦跋涉。一部分女紅軍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長征；另一部分女紅軍卻在戰斗中、行軍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
女紅軍們巾幗不讓須眉，她們經歷了重重磨難，像男人一樣戰斗，她們為部隊籌來了一擔擔糧食，救助了一位位傷員，唱響了一支支催人前進的戰歌，譜下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
去與留的艱難抉擇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中國工農紅軍正面臨著一道進和退的難題，中國革命也處于危急關頭。與此同時，紅軍中的女戰士們，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是隨主力紅軍一起走，還是留下來開展游擊戰？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婦女部部長李堅真接到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的命令：草擬一份隨紅軍主力一起行動的女紅軍名單。李維漢告訴她：“組織上決定要挑選一批身體好、會做群眾工作的婦女干部隨部隊轉移，到湘西去開展工作。你們婦女部先出個名單給我，總數不要超過30人。”當時蘇區的形勢已經非常緊迫了，能夠跟隨大部隊行動對每一位婦女來講都是一種榮耀，有的還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安全的保證。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戰士都能緊隨大部隊，有許多人不得不留下來，面對更殘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單上的女人們，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們首先要通過體檢關。
被通知體檢的女紅軍們，很多人從生下來就沒有進過醫院，更沒有見過那個神秘笨重的X光機。但檢查身體是政治紀律，必須嚴肅對待。她們走進蘇區紅色醫院的大門，平生頭一次量身高、測體重、驗血、驗尿、照X光，她們也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就此被改寫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鄧六金、鄧穎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劉英、劉彩香、劉群先、楊厚珍、李堅真、李伯釗、李建華、李桂英、吳仲廉、吳富蓮、邱一涵、陳慧清、金維映、周越華、鐘月林、賀子珍、錢希均、蕭月華、康克清、曾玉、謝飛、謝小梅、蔡暢、廖似光等30名女紅軍和8萬多中央紅軍一起邁開了萬里長征第一步，開始了長途跋涉。她們的行裝很少，只許帶15斤重的東西，其中包括換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糧食由部隊發放，同時還給她們每人配發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著毛巾和牙刷。女紅軍們把搪瓷缸子掛在腰間，成了紅軍長征途中一道別致的風景。
堅決“不得八塊錢”
長征伊始，面對日益嚴峻和惡劣的局面，當時部隊有條紀律，如果有紅軍在途中跟不上隊伍，就會被寄養在老百姓家里，組織上留下八塊錢作為生活費。因此女紅軍們提出了一句簡單樸素的口號：不掉隊，不帶花，不當俘虜，不得八塊錢。
在行軍途中，女紅軍的衣食住行幾乎都是原始標準。陰雨天被淋得像落湯雞，在嚴重缺水地區臉上又常蒙著一層灰塵。惡劣的條件使得女紅軍的性別意識淡化。她們最頭痛的是來例假。當時在敵人的尾追下部隊不停地趕路，盡管腹部絞痛、兩腿發抖，但捂著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時，三五個人擠在一起，還要躺在潮濕的土地上。女紅軍危秀英居然練出了站著睡覺的本事。
長征的女性一個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頭上長滿了虱子。彭德懷曾開玩笑說：“無虱不成軍，沒有虱子的不算長征干部！”無論男女，無論職務高低，宿營時都有一項“功課”，就是捉虱子，誰也不笑話誰。為免去麻煩，有的女紅軍干脆就推個光頭。一些頑皮的小戰士常常和她們開玩笑，趁她們不注意，從身后一把掀掉帽子，女人們光亮的腦袋暴露出來，那些戰士們則哄堂大笑：“快看，尼姑來了。”“尼姑也來鬧革命了！”
就是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女紅軍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戰斗情誼，不拋棄不放棄。部隊進入云貴高原時，鄧六金發高燒，拉起了肚子，連話都說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塊錢。危秀英見狀，主動向連長請求讓她來照顧鄧六金隨部隊一起行動。有幾次，鄧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氣喘吁吁，實在過意不去，含著眼淚說：“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個……”危秀英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我們都不能死！革命還沒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個人留下！”這對紅軍姐妹，一個病，一個累，她們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女紅軍的歡愉時光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哪怕是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剛開始突圍的時候，女紅軍們還是很在意自己形象的，即使走在隊伍中，也會拿著一把小梳子，時常攏一下散落下來的頭發。到了宿營地，馬上找個地方幾個人湊在一起洗個澡。但隨著紅軍進入白區，地形復雜，環境越來越艱苦，她們唯一的享受就是用熱水泡腳了。
每到宿營地，女紅軍們總是先支起鍋灶燒上一大鍋水，熱了以后打到洗臉盆里，再把酸痛的雙腳泡進去，一邊泡腳，一邊聊天兒。溫熱的水將腳掌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打開，酸痛和勞累頓時隨著滾滾的熱氣飄散開來。此時，該是這些女戰士們最歡愉的時光了。
女紅軍劉彩香保護腳的方法，和大家不太一樣。一到宿營地，別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懶得動彈，她雖然也累，卻不急著躺下，而是繞著行李跑幾圈，跳一陣兒，做一些簡單運動，使緊繃的肌肉慢慢松弛下來，這樣全身血脈平穩流通，然后再去休息。這無疑就是樸素的運動科學，可惜連她自己當時也沒有意識到。這些女紅軍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參加這種長途跋涉的行軍，其中身體健壯的女紅軍，一人要護理三四個擔架的同時，還要幫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糧和藥箱。每到宿營地，男紅軍就像泥一樣倒在地上一動都不想動。但是，這些女紅軍是不能倒下的，她們要先安頓傷員。急行軍的間隙，她們還要在傷員們休息的時候，去村子里說服老百姓作挑夫，補充那些中途損失的人。所有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她們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腳時光。由此看來，她們的腳走過的路又何止二萬五千里？
長征中最小的女紅軍
長征中年齡最小的女紅軍叫王新蘭，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漢一個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維舟是中共早期黨員。王新蘭7歲時，因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黨組織常讓她傳遞秘密文件。
1933年紅四軍入四川，當時王新蘭只有9歲，雖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領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紅軍要長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蘭和多病的母親。看到王新蘭終日如坐針氈的樣子，15歲的姐姐、紅軍女戰士王新國鼓勵妹妹王新蘭報名參加紅軍。時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們。當他見到王新蘭扎著兩個羊角辮、個頭還沒有步槍高時，便微笑著問：“你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蘭惟恐紅軍首長把自己看小了，便大著嗓門說：“我什么都能干！”“我會寫字，會跳舞，會吹奏，還會唱歌！”
這時，姐姐王新國也在旁邊如數家珍般把王新蘭幾年來為黨傳遞情報的事講給徐立清�？赐跣绿m參軍的決心很大，徐立清最終同意了。把母親托付給地方蘇維埃組織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蘭就到紅四軍報到了。王新國被分配到紅四軍政治部宣傳委員會工作，王新蘭則安排在委員會下屬的宣傳隊當宣傳員。長征路上，王新蘭和戰友一起穿山越嶺，爬冰臥雪，從不叫苦叫累，也從不掉隊。爬雪山，她是靠拉著馬尾巴才攀上去的；過草地，她有些時候也不得不趴在紅軍大哥哥的肩膀上。盡管這樣，她只要有機會，就會立在風口、站在路邊，為戰友們送歌獻舞，加油鼓勁，愣是用稚嫩的雙腳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路。
“五百農婦繳一團”
同樣是女紅軍，有的在痛苦中成為母親，有的必須拿起槍直面鮮血和死亡。
長征中，在紅四方面軍的后方戰線上，活躍著一支特殊的隊伍—————婦女獨立團（后改編為獨立師），當時成立時有2500余人，獨立師師長為張琴秋。她們剃著光頭，穿著軍裝，打著綁帶，肩負著運輸、籌糧、警衛后方機關等艱巨任務。她們不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隊，還是一支善戰的戰斗隊。二過草地后，這支隊伍只剩１０００余人。婦女獨立師師長張琴秋兼任第1團團長、政委，她總是腰束皮帶，斜掛短槍，英姿勃勃。三年前她已是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這是當時女性在軍隊中擔任的最高職務。
讓張琴秋更加出名的是在一次川軍的一支部隊進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時，獨立師師長張琴秋帶領500女兵和醫院保衛科男同志進行周旋，用計使川軍在陣前倒戈。全川為之震動。“五百農婦繳一團”被當作奇聞刊登在當時的媒體《蜀笑通訊》和《中國論壇》上。在國民黨的一些報紙上，紅軍女將領張琴秋被說成是“精通五國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馬可以寫文章”的能人。
因為參加戰斗，紅四方面軍女紅軍人數一直在減少，婦女獨立師也被縮編為婦女獨立團。三大主力會師后，她們隨西路軍轉戰河西走廊，最后僅剩300余人。有的女紅軍，犧牲時連名字也沒有留下。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三大主力紅軍會師。而紅二方面軍至少有１８名女紅軍參加了長征，共和國第一位女將軍李貞就在其中。紅２５軍參加長征的是７名女護士，當時被譽為“七仙女”。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偉大的長征創造了舉世矚目的長征奇跡，也成就了堅強不屈的長征女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