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朝開始，至嘉道咸間，吏治日復敗壞。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已經被“整合”到“耗羨”中的各種苛捐雜稅，紛紛重出江湖，“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兩項改革，自此都走入了泥潭。

康熙要維持官場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改革的“硬骨頭”就只好留給下一任領導核心雍正來處理。但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多是應急式的維穩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大清王朝迎來了更為腐敗、更為貪婪、當然也更為危險的新時代。

1712年4月4日，農歷二月二十九日，清明節。

康熙皇帝即位已51年，而離大清國定都北京已經68年了。朱元璋的那句可怕咒語——“胡人自古無百年運”，應該越來越強烈地縈繞在康熙的心頭。此前那個成功入主中原的“胡人”朝代元朝，在中原僅僅生存了97年。留給大清國突破歷史宿命的時間，只剩下短短的32年了。

形勢并不樂觀。在看似海清河晏的盛世背后，危機重重：土地兼并嚴重，流民泛濫，這不僅造成了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也成為嚴重的不安定因素。

這一天，康熙宣布了一個前無古人的決定：永不加賦！

清晨，康熙召開了一次由大學士和六部九卿參加的中央全會。

康熙明確宣布“永不加賦”，即以“現今”的人丁數為征收錢糧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國家也不再加收人頭稅。此時的大清國，官方所能掌握的“丁口數”，即便在康熙宣布“永不加賦”的時候，也只有區區2034萬。

造成異化的原因，首先是其可操作性的問題。“永不加賦”的定額稅，要層層分攤，最后具體落實到每家每戶。作為“分子”的稅賦是固定的，但是，作為“分母”的人丁數卻是變動的，這就造成了操作層面的巨大成本和變數，這為地方胥吏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