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擔了更多賦稅的農村富戶們，試圖用群體性事件給政府施壓。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浙江某地，“田多丁少”的富戶們“蠱惑百余人，齊集巡撫衙門喊叫，攔阻攤丁”，政府官員不知是真被嚇壞了，還是半推半就，還真同意暫緩推行“攤丁入畝”。但是，這樣一來，又刺激了“田少丁多”、人數更大的那個人群，他們見政府既然吃這套，便也如法炮制，“聚集鄉民圍轅吵鬧更甚”。果然，只要嗓門大，政府就能聽進去。群體性事件，成為不同的利益集團示威的工具。在這種環境下，官員如果沒有定見和魄力，不習慣于直面民眾間的利益沖突，其執政能力和執行能力都將面臨艱難的考驗和煎熬。

改革是利益的調整，幾家歡樂幾家愁。“攤丁入畝”后的一些沖突，起因就是各地改革前后賦稅壓力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比如湖北鐘祥縣，一直是田多丁少，如果以本縣為單位“攤丁入畝”，賦稅的增量并不多。問題是，湖北實行的是全省均攤，這樣一來，自身田多丁少的鐘祥縣，分攤到的丁銀就大大增加了，從之前的每年2430兩，猛增了3586兩，足足翻了一倍多。郁悶的當地農民紛紛在城東的武當宮集會“散步”，這本需要官府說服解勸，哪知道知縣王世經也是個蠻干的人，火上澆油，直接動用警力驅散，結果導致流血沖突，集會的民眾居然落水淹死100多人，釀成了轟動全國的大案。

其實，嚴格地說，這類還稱不上是對“攤丁入畝”的抵制或反抗。興一利必有一弊、治一經必損一經，改革所帶來的利益調整，幾乎必然伴隨著類似的利益沖突，難以出現人人盡開顏的皆大歡喜局面。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農村富戶們在醒過神來之后，立即有了應對之策，那就是將他們肩頭增加的負擔，再轉嫁給租佃戶們。而對于無地農民而言，能跳出農門成為手工業者或工商業者的，畢竟還是少數，大多數人只能通過種地維生，需要租佃田地。這群位于食物鏈最底層的人群，最終只能承擔起那些增加出來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