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內的改革者們，將矛頭指向“以田為經，以丁為緯”、同時征收田賦和丁稅的雙軌征收制，提出了“攤丁入畝”的思路。
康熙皇帝卻還是有相當顧慮。畢竟，這樣的改革，動的是地主們的奶酪，他們田多丁少，本來承擔的丁稅就很低，而其中不少人又有“功名”在身，享受“國家干部”待遇，無需服任何徭役，一旦“攤丁入畝”，一方面他們的稅賦比重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等于他們將用貨幣化的方式承擔國家的徭役。要動這塊奶酪，當然要慎而又慎。
康熙55年，康熙低調同意了廣東的試點要求，“準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隨后又加上了四川，“田載丁而輸納，丁隨田而買賣。”
兩省的試點相當成功，“公私稱便”，但直到康熙駕崩，“攤丁入畝”還依然停留在試點階段，他把這個任務留給了下一任的領導核心雍正皇帝。
雍正接手的攤子，表面光鮮，內里腐爛。康熙延宕下來的很多工作，到了雍正手里，都成了無法回避的“硬骨頭”，甚至時不我待的“急難險重”。
登基之初（雍正元年，1723年），對于是否推行及何時推行“攤丁入畝”，雍正皇帝依然相當猶豫。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在天子腳下先行推行，雍正的答復是：“此事尚可少緩，更張成例，似宜于豐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時，以便熟籌利弊，期盡善盡美之效。”（《雍正朝實錄》）
但是，他還是將奏折下發戶部，要求戶部拿出意見。戶部經討論后，贊同直隸的想法，建議中央“應如所請”。
自此，直隸確定自次年（1724年）起開始推行“攤丁入畝”。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直隸做出表率后，各省紛紛仿效，至雍正十三年，直隸、福建、山東、河南、浙江、陜西、云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湖北等13個行省基本上實行了“攤丁入畝”。以康熙五十年為基數確定的全國人丁數（2460萬）和全國丁銀數（335萬余兩），都固定下來，基本被攤入了各地的田賦中，“地丁合一”，一體“輸納征解”。
將人頭稅和土地稅合二為一的“攤丁入畝”，“因田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最大的受益者是農村的無田貧農及城市平民，他們因此擺脫了徭役。流民終于大幅度地減少，一種大維穩的格局逐漸實現。
人口的迅猛增長，是這種維穩格局的第一產物。
還有一個階層在無意當中成為受益者——那就是城市的中產階層。這個富而不貴的階層，之前也必須承擔徭役，而如今因為沒有田產，正變得一身輕。這當然是一種新的不平衡，不過在大維穩的格局下，實在無關大局。
農村的縉紳大戶，則成了這一改革的成本承擔者。“攤丁入畝”打破了此前賦稅負擔的階級界限，“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而之前，縉紳及有秀才、舉人等功名的人，享受國家干部待遇，無需服徭役或繳納丁稅。而改革之后，“干部”們能夠享受的特權，只是豁免地丁以外的其他雜差，而他們繳納的新地租中，包含了此前他們無需負擔的丁銀，這等于是他們用貨幣方式開始承擔徭役。
“攤丁入畝”簡化了稅則，更為有效地保障了財政收入，之前因恐懼于賦稅而隱匿的人口，日漸浮出水面。新制度下，稅收只與土地掛鉤，與人口無關，此前征收難度相當大的丁稅，被捆綁進了不可移動和隱匿的土地稅，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征收效率，各地財政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溢額”情況。
“攤丁入畝”后，政府不能再下民間攤派徭役，轉而到市場上購買勞動力，推行“雇役制”，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失地農民提供了再就業機會，并推動了勞動力市場的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