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重難返

大清王朝，則迎來了更為腐敗、更為貪婪、當然也更為危險的新時代。

養廉銀最初的發放對象，是地方官員，京官則因為薪水之外還能領取各種津貼，而不在此列。但隨著外官之收益激增，京官真成了“窮京官”，他們無法直接取之于民，卻是管官之官，靠山吃山，也通過收取外官饋遺的方式從中分潤。手頭寬裕了的外官們，為了維持自家地位，亦需朝中有人，至少不可有敵。每遇時節，外官必贈京官財物，夏季謂之冰敬，冬季則謂之炭敬，吉，兇，慶，吊無不贈遺。官場的送禮藝術，日漸發達。

到乾隆朝，不僅京官，甚至軍隊也開始養廉銀，由財政補貼。但是，雨露均沾下，厚祿卻開始更難養廉。一則因養廉銀之肥瘦因地、因職而不均，難免得隴望蜀。得不到“蜀”的，雖然手里拿著“隴”，也還是覺得自家吃虧，要從百姓頭上打主意，填平這“隴”“蜀”之間鴻溝。二則因養廉銀已成分內應得之財，在其位，得其銀，與德能勤績無關，喪失了原本“獎廉懲貪”之功效。三則因為承平日久，上下和煦，官員不再畏刑。

早在雍正批準“耗羨歸公”前，他最擔心的，就是“耗羨歸公”之后，官員們仍會想出別的辦法和名目，征收更多的民脂民膏。他的擔心不久就變成了現實，隨著“耗羨漸同正項”，“州縣貪員，重新征收，于耗羨之外又增耗羨，養廉之中又私取養廉。”乾隆年間，各地征收苛捐雜稅、甚至直接以耗羨名義征收，收取各種陋規的情況，日益嚴峻。高額的養廉銀，已經難以打動領導干部們的心了，他們需要更多的銀子。自乾隆朝開始，至嘉道咸（嘉慶，道光，咸豐）間，吏治日復敗壞。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已經被“整合”到“耗羨”中的各種苛捐雜稅，紛紛重出江湖，“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兩項改革，自此都走入了泥潭。

“耗羨之外又增耗羨，養廉之中又取養廉”，這恰恰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所總結的“積累莫返之害”。這條被后人稱為“黃宗羲定律”，說的正是歷史上每一次稅費改革，將龐雜的稅費合一，同時下令嚴禁其他征收，的確能在短期內達到“向來叢弊為之一清”的效果，但不久就會反彈，那些已經被吸納進單一稅中的苛捐雜費，將獲得重生，再度設立，結果導致實際稅費負擔不斷推向新高。